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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要的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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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重点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指导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环境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获得2009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上有舆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可能会有所放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什么经济下行不应该放松环保力度?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期,为保持经济稳定,应从哪些方面减轻压力?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中。


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中


采访人:本报记者郭婷


为什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应该放松环保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将环境要素考虑进去,如果放松环保力度,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环境报:当前,社会上有舆论认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以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可能会有所放松。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什么经济下行不应该放松环保力度?


马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提高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过去排放不达标、无处理排放相比,肯定会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但是,过去很多企业没有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偷排、超排等环境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都是不合理的收益和利润。如果忽略这一点,只看到企业的成本比过去增加了,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不合理的。


为什么环保监管严了,有的企业就亏损了?说明这样的企业过去挣的是污染环境的钱,是黑色增长。为什么过去环境监管不严的时候,这些企业能盈利?说明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出现了问题,只能靠污染环境来攫取利益。


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原理认为,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要素投入,比如劳动、资本、资源等,如果这些要素的效率越高,产出就越多,企业盈利能力就越强,经济增长也越快。以煤炭为例,同样发1度电,谁使用的煤炭越少,谁的煤炭利用率就越高,成本就越低,利润自然增长得快。一直以来,环境要素(环境容量)其实也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要素投入。环境要素怎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发挥作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治理污染物的成本越低,环境要素利用的效率越高。由此可见,环境要素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


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不同的是,环境容量的高效率利用可以无成本。一个企业要盈利,必须投入资本购买技术、资源和劳动力等,然后才能有产出。但环境要素不同,企业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可以不投入任何成本。与安装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的企业相比,不处理污染物直接排放的企业对环境要素的使用效率更高。这与其他要素的效率实现方式完全相反。这是经济学界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


我们曾分析过一家钢铁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投入生产的十几年里,即使在钢价很低的时候,这家钢铁厂依然能够盈利。但如果这家钢铁厂安装脱硫设施,按照国家排放标准减少二氧化硫排放,只要生产就会出现亏损。这说明过去这家企业一直是靠牺牲环境来实现盈利的,一旦将环境治理成本计算进去,企业就要亏损。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将环境要素考虑进去,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认为是环保施加的压力,从而放松环保力度,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加强环境监管就可以倒逼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呈现良好态势。请问,如果现在放松环保要求,会给今后的环境治理工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马中:过去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环境标准比较低,环境制度和环境监管也不够严格,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空间,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利用环境带来的红利。但是,这种环境红利其实是污染红利。


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说,如果想要收益,必须先有投入。但对于污染者来说,环境红利就是“免费的午餐”。这种“免费的午餐”对生产者或消费者是无本收益,但却对环境产生损害,造成公共影响。环境红利带来的收益,是和其造成的公共损害同时存在的。这种“免费”其实不是真正的免费,其费用实际发生在外部,收益发生在内部。但是,这种公共损害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挣着环境红利的钱,却没有意识到环境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


经济快速发展的教训就是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的、不可持续的。将这种代价转化到内部就是环境治理成本,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深刻反思,要推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如果放松环保力度,就无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也无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保持经济稳定,应从哪些方面减轻下行压力?


要降低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劳动成本,而不是环境治理成本


中国环境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期,为保持经济稳定,应从哪些方面减轻压力?


马中:刚才提到,经济生产需要多种要素投入,如劳动、资源、资本等。这些要素具有提高效率的可能性,比如,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贷款利率等。要素效率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经济才能不断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要减轻企业压力,就要降成本。这里要降的成本是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劳动成本,而不是环境治理成本。因为一直以来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已经很低了,如果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会付出更高的环境外部成本。由于其他要素成本都比较高,所以,当将环境治理成本计入时,很多人会觉得压力增大。其实,环境治理成本相对于其他成本来说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其他成本这么高经济却增长很快?因为环境治理成本一直很低,所以生产的总成本不高,经济还能快速增长。而降低其他成本要花钱,要投入才能实现,而环境治理成本不用投入就可以降低成本,企业何乐而不为。然而,现在环保力度加大了,倒逼企业支付本应支付的环境治理成本,企业就觉得压力是环境治理带来的,却没有认识到其他成本过高带来的压力。


当然,通过不断提高环境治理技术、完善价格机制,环境治理能力可以不断提升,治理成本也可以不断降低,从而实现治理污染和降低成本双赢。这种环境治理成本的降低,恰恰是通过严格环保规制实现的。


中国环境报:请问,国外有没有环境与经济矛盾的阶段?有哪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马中:环境污染其实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市场是竞争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增加环境治理成本。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情况,比如美国、日本、英国等。


这些国家在意识到这一问题时,采取的做法是以减轻环境损害为目标,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例如,美国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价值1200亿美元,为了控制酸雨造成的损害,就要减少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通过分析评估,减轻酸雨造成的损害需要减排1000万吨二氧化硫。减排1000万吨二氧化硫,如果采取工程措施,每年需要花费60亿美元,如果征收排污费,每年需要花费40亿美元,如果采取排污交易,每年需要花费10亿美元。通过政策评估,决定实施排污交易政策,最后,用最小成本实现了1000万吨的二氧化硫减排,同时美国的电力生产和经济一直保持增长。


所以,有明确的减排目标,有严格的环境标准,有最有效率的减排政策,就可以在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中国环境报:当前,怎样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中:环境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一方面,环境容量的承载力可以容纳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倒逼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利用技术进步,例如循环经济,用再生资源替代可耗竭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更加绿色、可持续。


以德国为例,因为环境保护标准十分严格,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在相继放弃使用煤炭和核能之后,光能、风能、生物能在能源消费占比达到35%,而我国水能、核能、光能、风能、生物能五大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仅13%。正是因为德国严格的环境标准,促进了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在于引导其走上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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